---谨以此文代祭手机

手机始委身与我，尚是处子之身，对我一心一意，从一而终。我尝嫌其不够先进，不够小巧，却没自省过我从未给其下载铃声，也从未买过附件或装饰。我不是完美的主人，但即使我对其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毫无爱惜，也未能改变它的忠诚。手机从未让我失望，它自知不能满足我全部的愿望，但每一分每一秒都尽其所能试图让我满意。

那天我发现手机不在身旁，没想到这会是永别，因为之前小别之后总有重逢，况且我们生活在如此路不拾遗的“伟大的国家”。直到下午大雨，雨水侵蚀了电路，我们才断绝的音信。我不能想象手机你在某个角落孑然一身的悲凉，若你在电路被腐，电池耗尽之后还会有闪念的想法，那会不会是对我的思念？

始乱之，终弃之，故其宜已，手机想必不敢恨我。但若想到不日之后我竟会有一部即更光鲜照人，兰质慧心的新手机，它亦不免徒增惆怅。过去两年，手机的回忆中只有我，我只道有很多回忆，里面却没有它的身影。我每每把它贴于耳侧，窃窃私语，不过是在用它传话，并非对它倾诉；我时常把它放在身边，互换体温，不过是为了携带方便，并非喜欢与它体肤相亲。

我的心是血肉，它的心是硅晶。血肉比硅晶冷酷无情，不知手机你有没有读懂此中的黑色幽默。手机对我如此真情，恐怕也明白我的伪心，我却无法再伤它，或打消它的意志，因为它已完全信靠于我。

手机，你的名字不是失败，你的名字叫坚持不懈。

提起纳粹德国时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恐怖、死亡、毒气室、焚尸炉？那歌剧呢？是不是有点儿格格不入？

《布隆迪巴（Brundibár）》，是泰瑞辛（Terezin）集中营里的孩子们排演的一出迷你歌剧。对，就是集中营，你没有看错。泰瑞辛不是《辛德勒名单》里面那种特别的集中营，它是座“普通”的集中营，发生过其他集中营里发生过的故事，就像你在电视里，书中，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样。一位幸存小演员回忆道：管我们的大人每次都会贿赂给我们检查身体的德国女医生一小碗汤，让她给我们网开一面。有一次我们真的没有吃的了，没给她准备汤喝，结果把她惹怒了，她说“这三个人身上有虱子，要去隔离区检查。”我们当时都是10岁刚出头儿，当着隔离区陌生的大人的面脱衣服让我们害羞得要命。于是我们就抱在一起，一边儿脱衣服一边唱《布隆迪巴》里面的歌。傍边路过到浴室去的大人们都很惊奇地看着我们。他们走进浴室不久，我听到里面的人喊：“是毒气！毒气！”1944年，为了迎接红十字会的检查，泰瑞辛集中营上演了一次特别版的《布隆迪巴》，但是红十字会不知道的是，为了让泰瑞辛显得不那么拥挤，很多人被送到了死亡营地奥斯维辛。

在泰瑞辛集中营里，上演过55场《布隆迪巴》。你能想象他们克服了怎么样的困难么？他们怎么找到的乐器？怎么做的布景和演出服装？怎么组织的演出？怎么跟纳粹打得交道？当一批批的孩子被送往其他的死亡集中营，比如奥斯维辛，是谁把演出继续下去的？最重要的是，当每时每刻都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同伴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勇气与信念让他们把演出坚持下去的？泰瑞辛的孩子们在集中营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了音乐，对于人性本善有怀疑的人，请听听这张专辑并且了解它背后的故事。它没有威尔第的华丽的咏叹调，也没有瓦格纳的辉煌宏大，我却愿意因为其中闪耀的人性的光芒，把它当作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

泰瑞辛的幸存者说，我不用跟现在的小孩子讲在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，他们现在从电视里、从书里都能知道，但是我想告诉他们，他们应该斗争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能再发生在他们身上了。的确，我们在地震中，在集中营里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发现人性的闪光。但是请在平常时侯也怀有一颗仁爱光明的心。集中营的幸存者觉得把孩子们送进集中营的那种邪恶现在还没消失，这也许并不是杞人忧天。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

http://www.amazon.com/Krasa-Brundibar/dp/B000S5ABPQ/ref=pd_rhf_p_t_1

P.S. 谁能告诉我能不能往MSN space上传音乐？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读了李翊云2003在New Yorker上的短篇Extra，并开始对她产生兴趣。于是找出了她的另外两部短篇：《The old country》和《Eat, Memory; Orange Crush》。之后又在网上做了点功课，得知她1996年北大生物毕业到爱荷华大学读免疫，后来转为小说创作，2005年的处女短篇小说集《千年敬祈》（《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》）获得了海明威奖。三篇小说没有太多惊艳，但是由陌生的语言带来的熟悉的感觉，却很特别。跟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不同，李翊云的小说直接用英文创作。Extra中除了人物按中国习惯叫grannie XXX 、uncle XXX， 以及“When there is a hill, there is a road; when there is a road, there is a Toyota”之类的中式俗语之外，语言丝毫没有汉语的感觉。让美国人写中国背景的小说，语言上恐怕也不会更出色。

跟她的语言不同，李翊云小说的内容很中国。北京、红星电子厂、蜂窝煤，多么不起眼的汉字，但若你有一天在New Yorker或者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面发现了它们的拼写，你可能会跟我一样，有冲动拿着报纸跟你的朋友说，“我家就在这儿”，“中国有很多工厂叫红星”或者“我小时就用过蜂窝煤”。

比细节更中国化的是小说中的社会。冷漠的人，简陋的物质生活，贪污的官员和腐败的政府，在她的小说里，中国是灰色的。Extra里下岗工人的辛酸跟贵族学校的奢华的对比彰显社会的贫富分化；Eat, Memory; Orange Crush里面“果珍”饮料成了贫困中的幸福的标志。而在The Old Country中，女孩到药店去买避孕套，爱搭不理的店员随手把东西扔给顾客，避孕套盒子沿着玻璃柜台滑了出去，掉到地上。一位大叔愤怒的一脚踩在套子上：避孕套应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每月发放的结了婚的夫妇的，一个好女孩怎么能出来买避孕套！那么女孩子买避孕套又是为了跟谁做爱呢？她的梦中情人，当年天anmen广场上慷慨激昂的领袖，被拘禁审讯两个月后释放出来的疯子。尽管男孩的父母勉强同意女孩去见他，但是他们警告女孩，以他的疯病，是不能通过婚前体检的。李翊云笔下的中国就是这么让人既陌生又熟悉。

我记忆中的中国不是这样的，跟任何复杂的事物一样，中国是多面的，中国是变化着的。但是，如果你1996年大学毕业来到美国，你在林林总总之中，只能挑选一个截面，一种色调，一个中国，你可能也会做李翊云式的选择。生活在中国，灰色对于我们已经过于熟悉，能打动我们的反倒是冷漠中的温情，简陋中的温馨，邪恶中的正义，以及萌动着的欣欣向荣的希望。中国的作家在努力寻找被平常的眼睛所忽略的细节和感动,还有瞬息万变的变化。但是对于李翊云来说，她的读者还没看到大画面，不用强求他们欣赏细节。是描绘大山还是让他们欣赏山中的小溪，是呈现大海还是让他们为浪花感动？李翊云选择了前者，尽管鉴于人类感情的共通性，后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对于英语读者来说，前者也不是更差的选择。当对纯灰色中国的描写让作家江郎才尽，让读者无动于衷，以至于它们只能在《读者》上占有一席之地之时，李翊云的灰色中国却把她送上了New Yorker，为她拿到了海明威奖。我不怪李翊云只写灰色中国，因为如果我辈若有人弃学从文，恐怕也跑不了描写奥运的骄傲，地震的痛苦，民族崛起的自豪和社会的巨变。美国文坛之所以只有哈金和李翊云的中国，是因为没有人从其他的层面和角度来创作，而非他两人做得不够多，不够好。

对于我们这些熟悉中国的，她的“非主流”读者，她的小说到还有了另一层意义：灰色中国正在远去，19年前的悲剧已经是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，天anmen事件已经成为“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，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“流言”的种子”，老将们绑架了它，把它做为政治正确的证明，而小将们则开始叱责它的愚蠢和被利用。而李翊云记忆中的化石，则罕见的把我们带回了事件的本来面目，并且告诉我们，内心与回忆深处，才是纪念它的正确的地方。